舆情聚焦|2月13日：一个似曾相识的关键拐点

日前，随着各大媒体报道湖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双双免职，网络舆情和社会心理预期的靴子终于落下。此前，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非常委婉地提出，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没有在疫情发生早期采取足够的措施，应当为此承担责任。

在卫健委关键岗位易人的消息官宣之后，一个数字在13日一大早就引爆了舆论：湖北最新通报，新增确诊14840例含临床诊断13332例。

而在此前一天，湖北的新增病例还只是1638例，一夜之间翻了将近10倍。

这惊人的一幕，和非典时期的历史何其相似！

2003年4月19日，随着世界和全国人民对于感染病人信息的质疑越来越严重，时任总理温家宝正式警告地方官员，瞒报少报疫情的官员将面临严厉处分。20日，中央再次召开记者会，宣布北京的疫情从原先有所隐瞒报告的37例，突然暴增加至339例。记者会后几个小时，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党内职务，并提名王岐山担任北京市代理市长。

多年以后，孟学农透露了幕后故事，当时非典肆虐，他认为中央仅仅拿掉一个卫生部长还不够，要拿掉他这个新上任的北京市长才能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

今年2月13日的疫情数字突变，几乎完美地复制了17年前那个历史性的一幕。那就是负责的官员在接受处理已经官宣或者已成定局之后，曾经被压缩或者被隐瞒的真相数字，大幅度反弹。这种反弹，虽然一定程度上会惊到群众，但是相信群众会理解，并且会感到某种安全感。正如当年临危受命的王岐山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言：百姓初始反应的恐惧和现在的恐惧还有所不同。那种盲目的恐惧开始降低，理智的恐惧开始增加。因为百姓看到党委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了，他们会有安全感。

2003年4月20的发布会，成了非典抗疫战的拐点。处理了相关官员，真相数字才浮出水面。官员作为社会权力的节点和信息枢纽的“节制闸”，角色实在太过关键。信息社会的官员个体品质如何，直接决定信息发布质量和社会的稳定程度，这给我们的社会治理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就在湖北和武汉的新增数字震惊舆论之后，又一个爆炸性信息发布了。中央决定：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蒋超良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忠林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从已经调整的干部情况看，此次疫情涉及到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调整数量几乎是空前的。这意味着此前湖北的防疫工作不得人心，引起了中央和百姓的强烈不满，干部调整也是顺应民心向背。虽然临阵换将，自古是兵家大忌，但是此次中央决断，肯定有不得已的由衷。两位部级干部就此告别湖北和武汉官场，功过评论，有待中央和历史后续给出，但是防疫不力，贻误大局，无疑将是其中应有之义。

在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之后，人们痛心于关键防控窗口期的错失和地方抗疫的行动效率低下，为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阳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我们会发现，此次人们反思的范畴，并未超出2003年非典期间的舆论舆情所论及的内容。

就在人们质疑政出多门、各地上报的疫情数字缺乏一个统一的负责部门的时候，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接受记者采访透露，SARS之后国家已经花了重金建立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一直以来这套系统运行良好。

传统的报送管道显然是畅通的。就以湖北此前隆重表彰并重奖的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来说，最早判断并上报了疫情，成为体制内拉响警报的第一人。

但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制度都已经建立了，制度内的人员也已经按照规定上报了，为何依然出现了信息梗阻，预警作用付之阙如？而且这种信息梗阻导致的严重后果，远远超过非典期间的迟报和瞒报。

完备的制度形同虚设，是因为信息的质量直接和把持权力的官员的个体品质息息相关。

说真话，本应该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石。真话信息是真实社会的构成要素，关键的时刻，真话就是情报，为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真实DNA链条。关键岗位的干部说真话，至关重要；在关键的时刻，真话事关生死，事关大局，事关国运。可是我们考察干部，却从未将说真话当做一个指标，当做一个制度来建设。

结果，是否说真话维系于官员个体的品质。品质高，就讲真话；品质低，就隐瞒真相。这构成了风险社会里一个实实在在的不确定性的巨大风险，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经常性地维系在官员个体的品质至上，而后者可有可无、难以捉摸，也无从考核。事前毫无迹象，只有不说真话产生后果之后，官员品质才会被倒逼出来、验证出来。但是这个就太迟滞了，造成的发展代价和社会成本太高昂了。

人们敬仰钟南山院士，除了他的学术，可能最主要还是他能讲真话、敢讲真话。道德文章，缺一不可。他成了今天讲真话的一座道德高峰。但是这个典范落在一个80多岁的老科学家身上，从非典到今天17年了，依然还是这个老人在做危急时刻的道德担当，这本身并不正常，甚至是一种社会耻辱。

说真话的典型还有一个企业家，曹德旺。他正在变为一个新的意见领袖。人们发现，此前一直做实业、很低调的曹德旺，近年来愈来愈高调了，针对一些社会热点、流行现象，动辄进行点评，但更多是批评、是直怼。无论是对房价、税负、营商环境，还是与美国地方的工会组织进行谈判，直言不讳地说实话是他的本色。人们从未预料到一个企业家会如此诚实、如此实话实说。他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除了是个成功的企业家、慷慨的慈善家，还源于他说真话的品质。他有可能在事业的高峰之外，再塑为当下中国又一座说真话的“金身”。

我们注意到，一些说真话的文章和贴文被删，导致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网络扭曲效应，那就是“删帖即证实”。一个帖文，本来模棱两可、真假难辨，但是一旦被删了，人们立马相信它说的就是真话；贴文本来没有那么高的关注度，但是一旦被删了，立马就会吸引大量的关注，人们千方百计要找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网络时代的好奇心本就是构成围观的重要心理因素，删帖加剧了这种好奇心，反倒促进了真实信息的“地下”传播市场。真话不再是可以摆在柜台上的光明正大的金币，却成了“意见黑市”中才会出现的“真金白银”，这样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值得反思和重视。

上文提到，体制内的传染病疫情报告响应机制已经很完备，管道内的人员也如实进行了响应，但是最后却因为官员作梗，功亏一篑。除了官员的品质问题，还因为这套机制，官员随时可以阻断信息的正常流动。正如杨功焕认为，有必要关注、追问这套传染病疫情报告响应机制在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运行情况。

说真话难以考核，也难以建立制度，但是我们依然有一套制度可以督促和倒逼官员说真话，起码尽可能少地说假话，那就是尽快推动舆论监督制度的落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监督是多种形式的，也是各有效果的，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事实证明舆论监督所起的作用更为有效。

此前，山东、浙江等地已经明确提出，欢迎进行舆论监督。舆论监督从来都是党报和各级媒体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不过在近年来被有意无意地丢弃了，代之以宏大叙事的新闻话语和全面的正面报道。这并不是健康的舆论环境。过于干净的舆论环境，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旦爆发负面事件，就容易导致严重的社会恐慌。因为人们没有经受过负面信息的冲击锻炼，社会心理缺乏弹性。从实践的效果看，舆论监督对于各级各部门的官员说真话、办实事，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放开舆论监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面向体制内的机构媒体，放开舆论监督，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体制内的舆论监督，日常起到的作用就是“红红脸、出出汗”、小骂大帮忙，在关键的时刻，这样的舆论监督就是一道严厉的倒逼真话和真相的制度，对于说真话风气的养成、说真话伦理的重建，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

假话是社会最大的病毒。2月13日，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一天。因为说假话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违背道德伦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这一天也让人们看到了不说真话的报应和后果。

疫情的拐点依然未到，但是在百姓的心目中，这一天或许正是社会风气的拐点。

本文作者：燕志华 博士

文章来源：公众号“网络舆情和危机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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